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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郭树清领导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实施了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以97.1亿港元收购了美国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2006年，沈国军掌控的中国银泰在二级市场发起激烈并购争夺案，一度成为G武商和百大集团两家上市公司的名义第一大股东。两宗股权竞购案成为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的市场亮点……2006年中国经济领域的故事很多，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并购这一主题。透过并购这一独特的视角，中国经济环境中宏观与微观领域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都变得异常清晰明了起来。在日前揭晓的2006年“中国十大并购人物”中，郭树清、沈国军等榜上有名。广发证券借壳上市、花旗、中国人寿等联合竞购广发行等事件也名列2006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尽管外资并购、海外并购仍是2006年受到持续关注的焦点，但中国并购市场上的真正主角来自国内，主阵地也在中国本土。 “全流通”开启了以本土资本市场为主体的并购时代 来自国际调查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06年前11个月，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共735起，同比增长1.3％，交易金额302亿美元，同比增长1％；同期内资企业之间的并购1270起，同比增长25％，交易金额约568亿美元，同比增长近77％。中国国内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开始把外资甩在了身后。 2006年，郭树清领导建行拉开了海外扩张序幕，成功实施了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2006年，经过综合治理之后的中国券商急于借助资本市场扩充净资本，做大做强。而受到财务指标限制，绝大多数券商几乎不可能通过首发上市，因此，借壳成为唯一选择。广发证券的借壳成功，刺激了中国券商的借壳上市热情，掀起长江证券、光大证券、国金证券等国内券商借壳上市的浪潮。 2006年6月，宝钢二级市场增持邯钢引发邯钢集团启动反收购。宝钢2006年还收购了八一钢铁及国内多家钢铁企业部分股份。宝钢举牌邯钢意在通过并购整合产业，加强两大集团的关联性，还是出于财务理财上的考虑，这为2006年中国并购市场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猜想。“宝钢收购邯钢”收购案中牵涉的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也为后来的“国家队”并购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典案例和经验借鉴。 “并购”使“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不再“雾里看花” 继2005年沸沸扬扬的“银行贱卖论”之后，2006年3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在“两会”上提出“外资并购斩首论”。同样是在“两会”上，全国工商联在采纳了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2005年发布的《高度关注全球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白皮书》大部分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的提案。一时舆论云集，成为“两会”焦点问题。 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全流通改革基本完成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市值超过了7万亿元人民币；全国居民储蓄总额则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对外贸易顺差连创历史新高；全球热钱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宏观经济形态的变化使得一种共识逐渐形成：中国不缺资本、不缺外汇、不缺能够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由此，也改变了政府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评价标准也随之而变，开始反思经济发展战略并进行产业政策调整。 2006年9月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的规定》，加强了对重点行业、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外资并购的审查，通过离岸公司在国内进行收购操作的模式也将难以进行。外资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收购，将不会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而且在“十一五”规划中，敏感行业的目录清单也变长了，并出现了“原则上，国家不准外资控股涉及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的行业”的文字。 这些都意味中国的引进外资政策因“并购”主题正悄然生变，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思路和实践操作越来越清晰。2006年之后，哪些产业是外资并购的“禁区”，哪些产业是外资并购的“特区”都将越来越明显；外资对于高敏感度行业的并购，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同时，中国政府也将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面临巨大考验：放开外资收购势必引发汹涌如潮的舆论反弹；而后世贸组织环境下如果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枪毙”外资收购案，也将被扣上“限制外资”和“保护主义”的帽子。这些“外资收购的困境”，将成为所有相关利益方的困境。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竞技场 外资并购难度加大并不代表没有可能性。即使在相应的“政策敏感度高、市场集中度高”，国有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利润丰厚的行业——大型银行等“政策红海”产业，外资也存在大量并购中国企业的机会和事实案例。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6年外资可以参股中资银行，银行业发生了“花旗、中国人寿等联合竞购广发行”、“高盛投资团入股工商银行”等深具影响的并购案例。 2006年11月16日，花旗集团等境内外投资者团队出资240多亿人民币，成功认购重组后的广东发展银行约85.6％股份。投资者团队计划中的持股安排为：花旗集团20％、中国人寿20％、中信信托12.8％、普华投资8％等。其中属于外资身份的花旗与IBM合计持股量为24.7％。本次交易，对广发行来说将借此脱胎换骨，改善不良资产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花旗来说尽管未能取得控制性权益，但能参与日常营运管理，也是外资收购内地银行的一大突破。 这些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银行业对于中国的银行企业，只能战略性地持股，至今仍没有一例交易突破25％的上限；此外，由于尚未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所剩无多，外资银行的触角已经伸向地方性商业银行。 外资并购的“蓝海”战略对境内产业来说应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以水泥行业为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跨国公司对中国水泥行业的投资的继续增加，不仅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还为国有水泥企业的资产盘活、产业重组和整合注入前所未有的生机。 仅仅是几年之前，在中国内地啤酒等行业的重组整合中，还几乎鲜见海外金融资本的身影。而2006年，外资私募基金收购境内企业股权的案例已经颇为众多。其中，金融资本主导的外资收购大有赶超外资产业资本之势。年初，美国太平洋同盟基金收购好孩子集团一案，开内地杠杆收购（LBO）之先河；年中开始，凯雷收购徐工颇费周折，却宁可一再周旋，直至变收购85％的股权降低为收购50％；年末，高盛在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投资福耀玻璃、美的电器等3家A股上市公司。 凯雷收购徐工的执著行为以及高盛在中国A股市场频频动作可视为国际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在中国市场动向的一个缩影，也可见中国金融环境的未来走向：一方面宏观上在投资和分享中国盛宴背后，国际资本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豪赌中国机会，而中国也正在寻找从世界制造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向世界金融中心跨越的途径；另一方面，反映出外资收购交易风格中多元化特征的彰显，金融资本已经开始抢产业资本的风头；此外，资本的“战术”也在发生调整，由对抗到合作，以适应中国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把“控股性”投资，变成战略性投资，以减少舆论的压力增加交易速度。最终，他们仍可以通过其参股企业进行的“代理人并购”来推进产业整合。 从资本的动机来看，金融资本追逐短期利益，其实对产业的伤害度较轻；而产业资本追逐长期的产业控制权，反而对产业生态破坏较大。在国际产业资本最早进入的国内日化产业，早期的民族品牌几乎消失殆尽。如今，啤酒、水泥等一般性大宗消费品领域，也出现了这些苗头。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国的SEB集团作为产业资本收购苏泊尔的问题，比金融资本主导的“徐工并购案”更值得关注。 在中国经济微观领域，随着换股并购等众多并购新手段的大量实施和运用，并购越来越注重创新。2006年以来，一系列与并购有关的法律、法规及配套规章的颁布、实施，显示出并购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已经深入到极其精微的技术操作层面。从2006年“十大并购事件”榜单还可以看出，以本土资本市场力量为主导的并购事件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在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交易中，以宝钢、中国铝业为代表的“国家队”显示出更多地采用并购手段加强产业整合的强烈趋势。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催生出越来越多并购市场的“国家队”——超大型国有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手段，他们的加入将会造成新的“国进洋退”局面。此外，施正荣、任正非等民营企业家最终当选年度“十大并购人物”，也反映出中国并购市场已形成国有、外资、民营三方力量争雄的格局。我们衷心地期待着中国的企业家们逐渐熟练地运用并购，以便于他们依靠并购技术顺利地融入全球化的竞争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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