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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起，温州鹿城区81万外来人员中，有违法前科的或被劝离，或被驱赶出温州，而经过抗争留下的人，则生活在警方管控的阴影下。据悉，上述举动源于当地公安机关正在实行的针对“高危人群”的“两查一管”制度。（6月5日《南都周刊》） 温州鹿城区不问青红皂白地驱赶“有前科暂住者”，注定要遭到舆论质疑：此举有法律依据吗？ 翻遍我国法律，也找不出公安机关有驱赶有前科暂住者的职权，即使按现行户籍管理规定，外来人员只要办理暂住证，就有在暂住地居住、就业、投资等权利，这些权利和他是否有违法前科无关。即使是有犯罪前科者，我们的政策向来是：只要改过自新，社会仍接纳他们。 报道中的这个典型个案很说明问题：商人陈捷文3月来到温州办厂。4月，当地协警通知他必须离开，理由是他有前科———在北京因经济纠纷，陈捷文曾被羁押过。陈捷文要警方出示相关法律条文，警方说这是“本地规定”。 好一个“本地规定”，点出了问题症结。在驱赶“有前科暂住者”的逻辑里，有没有法律依据无关紧要，关键是出于特定的需要，我有权驱逐我认为有必要驱逐的人，至于执法机关是否依法行政了，被驱赶者权益是否受损，不在考虑之列。 联系到报道中所说的，当地“两查一管”制度缘自去年发生两起恶性治安案件，遭上级严厉批评，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一清二楚了———治安恶化，上级不满，为了彰显政绩，让领导满意，当地公安机关断然采取铁腕政策，“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一刀切地将有前科者驱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 这种执法实质是人治与媚上欺下的官本位体制，“本地规定”凌驾于法律之上，发展到极端，往往变成“土皇帝”思维：在我治下，我说了算，你们老百姓只有接受的份！ 温州作为沿海发达地区，一直以开风气之先、创新进取著称，成为其他地方学习的典范，遗憾的是，在社会管理上，仍习惯于沿用类似驱赶的粗陋方式，这给我们警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管理的进步，市场繁荣与法治文明也并不总成正比。我觉得，这是驱赶“有前科暂住者”事件中最值得反省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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